【稿源】
  叢書初創時,稿源主要來自社科院和北京大學。後來漸漸拓展到國內各主要高校和主要研究機構。近十年身在海外的學者也越來越多見,真正做到了創始時的宗旨,海內外中文學界出書,叢書並沒有落後於時代。選題也從20年前逐步填補空白,到現在不少專著已站在國際前沿發出聲音。
  1994年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石昌渝在三聯書店出版了一本學術專著,《中國古代小說源流論》,這是“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的第一本。和當時主流(甚至綿延至今)的學術著作出版方式不同,石昌渝事先完全無法確定,自己的書到底是否能被叢書的學術委員會接受,因為這是中國學術界以匿名評審制度介入學術出版的最初嘗試,也可以理解為中國學術界與世界學術界在學術規範與學術水準上進行對接的最初嘗試。石昌渝至今仍然記得“將《中國小說源流論》交給三聯書店評審時的心跳以及審評通過時的激動”而從他的這本書開始,“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用20年的時間,出版了96本書,雖然遠遠沒有達到當年規劃中“每年八種”的數量,但這套書,仍然成為中國學術界的標誌性成果,更成為學術界介入公共生活的紐帶之一——一位青年學者,在“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出版一部學術處女作,意味著他就此在公共空間有了發言權。
  對接世界 20分鐘影響了20年
  可以用很簡單的幾句話來概括“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這個項目:哈佛燕京學社與三聯書店合作,每年資助八本學術書的出版,每本書資助4000美元。作為資助方,哈佛燕京學社提出的條件,是“按照國際制度,嚴格評審,培養規範,提攜新進”。
  這其實也是當時的中國學術界元老們想做的事情,彼時的學術出版,匿名評審制度尚未建立,青年學人的出頭尤為艱難,而由此造成的結果之一,就是在不同的規範與背景之下,中國學人難與世界學術界進行對話。“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在一開始,就體現了要與世界對接的雄心。後來擔任叢書學術委員會主任的季羡林就曾表示,中國學術不僅要拿進來,更應該就此走出去。應該說,哈佛燕京學社本身的哈佛背景,也讓這種和世界的對接有了一個基礎。哈佛燕京學社現任社長、漢學家裴宜理的回憶或許能說明這一點,“我知道並註意這套叢書,還是在2008年擔任社長之後。但在這之前,我已經閱讀了叢書中的《論可能生活》和《天朝的崩潰》,但是並沒有註意兩本書都屬於《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我尤其從《天朝的崩潰》中獲益很多,後來,我與茅海建教授建立了聯繫,並且就一些近代史的問題向他請教。”
  創辦於1928年的哈佛燕京學社,主要依靠美國企業家霍爾的資金運作。學社一直非常重視學術出版工作,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出版了《哈佛亞洲學報》,在燕京大學出版《燕京學報》,在哈佛大學出哈佛東亞研究叢書。1952年,因為燕京大學被撤銷,學社與中國一度中斷了合作關係。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研究員朱虹回憶,大約在1992或1993年,時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漢學家韓南告訴朱虹,學社可以資助中文學術出版,需要尋找一家中國的出版社。朱虹推薦了三聯書店,“但韓南希望是一家一望即知的學術出版機構,比如北京大學出版社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不過,當他從北京回來,他提及那兩家出版機構對上述計劃反應冷淡。此事暫且告一段落。大概是1992年吧,哈佛大學舉辦‘性別化與中國:婦女、文化與國家’研討會,時任三聯書店總經理董秀玉女士也參加此會。在上午會議的茶歇時間,董女士拜訪了韓南,他們談到了這項出版計劃。董女士提議建立一個學術委員會,根據來稿獨立地做出評審意見,並按照出書的品種固定給予專項資助。他們還商定了叢書的名稱:‘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我當時看了一下表,這次會面總共才進行了20分鐘。”
  20分鐘,影響了此後的20年。20年來,三聯書店換了幾任總編,“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也換了三任編輯。當年擔任編輯的許醫農先生,如今已經85歲了。“我2001年做完第7輯以後告退。”隨後,北京三聯書店的編輯孫曉林接力,一直做到2009年第十輯。現任編輯曾誠2006年介入這套叢書的出版,2009年後負責至今,已出版到第15輯。
  曾誠說,從1992年起,哈佛燕京學社與三聯書店的協議是三年一簽,“以前每次簽約,每本書的資助是4000美元,最近一次簽約是每本書5000美元。因為有編輯、出版和發行成本,總的來說,這套書是微利運營。”裴宜理則表示,“相對於經濟上的支持,哈佛燕京學社對這套書在學術上的認可更為重要。”
  提攜青年 匿名評審二十年
  1992年4月25日,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編委會籌組會議在北京舉行。出席人包括厲以寧、劉世德、葉秀山、董秀玉、趙一凡。他們商定成立編委會,並確定了叢書的宗旨和編選原則,包括:以發展學術、幫助中青年學者出版優秀專著為目標,應當強調學術性與可讀性。即首先要求較高的學術質量、學風正派、有創新意義;著作者年齡基本限定在50歲以下;選擇書稿的範圍初步以博士生(含海外留學生)畢業論文為主等。
  三聯書店建立了一個9人的學術委員會,主任是季羡林,成員包括李慎之、厲以寧、劉世德、王蒙、李學勤、蘇國勛、陳來和趙一凡。叢書從設項、遴選、簽約到編校、出版和發行,基本按照國際學術慣例進行運作。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匿名評審制度。
  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專著出版前的匿名評審制度是三聯書店最早在中國大陸實行的。不告訴作者誰評他的書稿,只把評審意見告訴他。如果評審結果是不同意列入出版計劃,則由叢書編輯告知作者,不讓審稿人承擔確定選題的責任,只需要他們對書稿實事求是地作出評價。
  哲學家趙汀陽記得,《論可能生活》書稿送到三聯書店之後,拖了一段時間才出版,“出版之後,我才知道審稿人是誰。”人大副教授周濂也回憶說,《現代政治的正當性基礎》是自己的博士論文,三聯書店曾讓自己修改,書出版後才知道誰是審稿人。
  匿名評審制度增加了編輯的工作量,延長了出版時間。曾誠說:“有些書稿因為出版周期太長,而作者趕著評職稱,拿到別的地方出版了。”即便如此,迄今為止叢書出版的95部專著,都經過了這樣嚴格的評審和遴選。
  今年4月27日,哈佛燕京學社前任社長韓南在美國去世。現任社長裴宜理在座談會上談到,“我問過韓南老師,你做哈佛燕京學社社長的時候,最大的成就是什麼?他馬上回答,是幫助建立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這個項目。”
  公共影響 專深不乏知音賞
  叢書的學術委員會主任季羡林,生前多次主持叢書的評審會議,對確定叢書宗旨和發展方向,做了最重要的奠基工作。他在1997年時,曾提出,叢書從構成上說,“選題寬而無形中又有重心。綜觀已推出的三十種,包羅古今中外,錶面上似紊亂無序,實則我們是有序的。我們既回顧,又前瞻。回顧是為了鑒古知今,前瞻是為了看清學術發展的前途和道路。我們既有中,又有西。有中是為了繼承和發揚,有西是為了鑒外以知中,求得他山之石。我們對國際上一些新興學科,特別予以關註,不是單純地為了與世界學術接軌,而是志在要世界學術同我們接軌。”
  在具體工作中,叢書編輯孫曉林說,目前叢書的人文色彩比較重,哲學、歷史方面的著作偏多,編輯們有意想拓展社科門類,經濟、法律、社會學、政治學,但受到三聯編輯部整體方向的局限,人文以外的多學科發展得比較慢。另外,也有學科內部的原因,“比如文學方面的書近年明顯較少,我們也分析了當前的文學研究,發現不少優秀的文學領域作品在往思想史方面走,不是純粹的文學研究了。像社科院外文所的錢滿素,寫的是《愛默生和中國——對個人主義的反思》,盛寧寫的是《人文困惑與反思——西方後現代主義思潮批判》。”
  就已經出版的著作來看,從書中頗有一些“另類”著作。比如,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韓茂莉,2006年6月出版了《草原與田園——遼金時期西遼河流域農牧業與環境》。她自稱,“我自己從屬的專業是歷史地理,我本人學術出身是半文半理,今天做的工作仍然是半文半理性質的研究。”而本書審稿人——大名鼎鼎的侯仁之先生,以及著名學者周振鶴都對本書給予了相當的好評。
  董秀玉記得,“《因明正理門論》當時很擔心沒人買,開印3000本,因為當時學術委員會說這個書難懂,研究的人少,讀的人少,正是因為這樣很可貴。特別是作者巫壽康去世的時候四十幾歲,一生研究的就是因明正理學,有一點缺陷,但成果很重要,這本書上市一個月不到馬上就有書店要添貨,還要重印。我們後來也印到7000多本。所以真正的研究價值是存在的。”
  叢書中的很多著作的學術生命非常長久,曾誠說,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潰》,自出版以來每年加印一次,已經印刷了16次,總印數約9萬冊。另外,像趙汀陽的《論可能生活》、倪梁康的《現象學及其效應》、張祥龍的《海德格爾與中國天道》、楊念群的《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等二三十部作品,不斷增訂、修訂,再出新版。  (原標題:當代學術群星和他們的成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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